各国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呈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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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今年二月,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打击。封锁和消费支出暴跌导致劳动力市场发生内爆,近500万份全职工作几乎在一夕之间消失不见。随着工厂倒闭和世界国家的封锁边境措施,世界贸易也处于风雨飘渺之中。幸好各国中央银行前所未有地干涉金融市场、政府对工人和濒临破产企业施以援手,以及预算赤字增至到接近战争时的水平,经济灾难才不至于愈演愈烈。

经济崩溃几乎和新冠疫情同时发生。然而,随着经济的复苏,各国之间原本就差距巨大的形势正在扩大,这可能会重塑世界经济秩序。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预测,到2021年年底,美国经济规模将与2019年持平,但中国经济规模将增长10%;欧洲仍将徘徊在疫情之前的产出水平之下,有可能会持续数年之久,可能要经历与正遭遇人口减少的日本一样的命运。当然,这不只是最大的经济体在以不同的速度发展。根据瑞银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50个经济体的增长率不一,至少40年来最参差不齐的。

这种增长差异性源自各国家之间的差异。最重要的就是新冠肺炎的扩散。中国完全阻止新冠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但是欧洲正在与第二波疫情作斗争,并付出高昂的代价,而美国可能也将如此。在过去的一周内,巴黎关闭了酒吧,马德里也进入了半封闭状态;但现在在中国,你却可以在夜总会酌上一杯桑布卡。另一个差异就是经济的固有结构。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经营工厂比经营服务业企业容易多了,因为后者依赖于面对面接触。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比任何其他大国都要大。第三个因素就是政策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规模有关:与欧洲相比,美国采取了更多的刺激措施,包括12%的GDP支出和1.5个百分点的短期利率下调。可是,政策还包括政府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结构性变化和创造性破坏。

正如我们本周的特别报道所解释的,这些变化将是巨大的。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各国全球化程度和贫富差距程度会降低,会更加数字化。制造企业在降低供应链风险以及利用自动化的同时,也将把生产安排在离本国更近的地方。上班族每周至少有一部分时间需要在厨房或卧室工作,而之前做服务员、清洁工和销售助理的低薪工作者则需要在郊区找到新工作。在此之前,他们可能会面临长时间的失业。在美国,尽管总体失业率有所下降,但长期的工作岗位流失在增加。

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走向网络,拥有最先进知识产权和最大数据库的企业将成为主导;今年科技股的繁荣态势预示了未来的发展;银行业的数字化浪潮也是如此。实际低利率现象会使资产价格在经济依然疲软的情况下居高不下。这将扩大华尔街金融行业和零售实体经济之间的鸿沟——该鸿沟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并在今年有所恶化。各个民主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适应上述所有变化,与此同时保持民众对其政策和自由市场的认同。

对中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似乎从此次疫情中脱颖而出,至少在短期来看,是表现最好的;中国的经济迅速地恢复。11月末,中国会发布新的五年计划,重点会提高经济自给自足的能力。

欧洲是落后者;它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可能会使欧洲经济僵化,而非进行相应的调整。在五大经济体中,劳动力的5%仍在从事短期工作计划,政府会支付他们工资,让他们等待可能永远不会恢复的工作机会或工作时间。在英国,这一比例是两倍。在整个欧洲大陆,暂停的破产法规、银行的默许以及大量可自由支配的国家援助都在冒险地延长本该破产的僵尸企业的寿命。考虑到在疫情之前,法国和德国就推行促进国内领军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这就更加令人担忧了。如果欧洲将此次新冠疫情视为进一步培育政府与现有企业之间友好关系的理由,那么可能会加速它的长期相对衰退。

至于美国,则要打上一个问号。今年大多数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平衡都大致正确。它为失业者提供了更加慷慨的安全保障,作为资本的来源,还采取了令人意外地更强的刺激政策。明智的是,美国还允许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整,而且与欧洲相比,它对那些在经济调整过程中面临过时危险的企业的纾困意愿没那么强。一个原因是:与欧洲不同,美国看到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可是,美国的弱点是政治有毒而分裂。本周,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放弃了有关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谈判,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可能会跌入财政悬崖。当两个交战的阵营都视妥协为软弱,就几乎不可能完成至关重要的改革,无论是重新设计技术驱动型经济的安全网,还是让赤字走上可持续的道路。新冠疫情迫使我们直面新的经济现实情况,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适应,但美国则面临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如果它想要领导新冠疫情后的世界,就必须重新调整其政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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